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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2024-02-15 18:01:27  人看过

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编者按: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周易》经传中含有丰富的天文历法内容,易与历的交融,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构形态,又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思想,直至当代,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从《史记·天官书》可以看出,冬至、立春这两个节气,具有天文历法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冬至”可作为“二至”“二分”的代表,“立春”可作为“四立”的代表。在立春节气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特推出专稿《“一阳来复”与冬至》和《“三阳开泰”与立春》探讨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思想,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黄黎星(1965年5月生),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易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周易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学术委员,“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国际研究院学术委员。其易学研究,遵循“从源溯流”、“强干弱枝”、“贯通经传”、“象理兼融”、“博取择善”等研易原则,立足治经传统,精心研读古注,又注重融汇新知,创造发挥,研究领域涉及易学本体、易学史、易学与中国哲学、易学与文艺美学、易学与古代乐律学及古代天文历数学等,对易学与数术文化也独具慧眼。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先秦易筮研究》《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等著作多部。

中国古代天文学,滥觞自远古。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的重要载体和章彩显现。冠居于群经之首的《周易》,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尊崇的地位;作为经学中的一个分支,易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不断地融汇入历代学者的丰富多彩的思想智慧,从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易学与天文历法也曾产生了紧密的交融关联,首先是《周易》经传中本就含有天文历法的相关内容,其次是古代天文历法曾以易学作为经典依傍,再者是易学的发展、易学体系的建构,也曾援引天文历法的内容,因此,易与历的交融,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建构形态,又含藏着丰富的思想意蕴,直至当代,仍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深刻的启发意义。

本文就《周易》《复》卦与冬至节气的关联性进行论析,展示易学、历法相交融的“一阳来复”所蕴涵的丰富内容。

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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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第二十四卦《复》卦

冬至是古代天文历法发展过程中,最早被关注、被测定的天文历法的一个节点,这应该是“事有必至”“理所当然”的。在“观象授时”的远古时代,古人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方向来确定时间,就是《鹖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中说的:“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再稍加细分,斗柄指向寅位,为立春;斗柄指向子位,为冬至。此外,《尚书·尧典》记载了“四中星”,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指的是尧帝时代根据星宿位置来确定“二至”(冬至和夏至)“二分”(春分和秋分),其中所说的“日短”,就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这一天就是冬至。但是,使用观测斗柄指向的“斗建”法,或者观测日行星宿位置的方法,只是在“观象授时”时代大略地确定时间,若是据此以制定历法,则显然过于粗疏。

冬至节点的观测和确定,具有重大的天文历法学意义,那么,在古代,它是如何被测定的呢?典籍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精确地观测冬至节气点,主要依靠工具与技术上都能够实现精确化的“圭表测影”法。圭表是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垂直于地面的直杆叫“表”,水平放置于地面上刻有刻度以测量影长的标尺叫“圭”。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陶寺遗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使用圭表测影。根据《周礼》《周髀算经》等古籍记载,三千年前,周公旦曾于河南登封采用过圭表测影法。圭表用以“揆度日影,以效阴阳”,既可以辨方正位,更利于揆气定时。

由于地球的公转(古人认为是太阳绕着黄道进行周天旋转,我们可称之为“视运动”),太阳在一年中的视高度变化显著,夏至日行极北,日中时刻,表影最短,冬至日行极南,日中时刻,表影最长;春分和秋分太阳出没于正东西,日中时刻表影居中。这四个时点不仅在观测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更是建构回归年的四个时间标记点。《周礼·大司徒》说:“日南则景(影)短,多暑;日北则景(影)长,多寒。”而这一长一短的中间就是春分,一短一长的中间就是秋分了。

随着太阳黄道周期运动时间计算,以及岁首确定的需求,以冬至作为一个天文年度起算点的传统逐渐形成,这使利用圭表测定太阳到达冬至点的时刻,成为求测回归年长度的关健。然而冬至点并非总发生在日中,它可能出现在一天之中的任何时刻,因此,为求得准确的冬至时刻,古人就必须对冬至日影进行连续不断的长期测算。由某年冬至到其后一年冬至的日数,叫做“岁实”,就是所谓的“平太阳年”,但这个日数不是整数,而是有奇零的。所以,某年冬至正午的日影,和前一年、后一年冬至正午的日影不能重合。古人连续观测四年,发现冬至正午的日影,逐渐恢复到原处,重叠起来了,于是知道四年即1461日的日影恢复至原处(重叠),以四除之,得一年日数为365.25日。这个数值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已经非常接近现今精确测定的365.2425,可以作为最基础的核心数值来制定历法了。这个每年奇零的0.25日,为一日的四分之一,古代的“四分历”名称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核心意义就指这个。

同样通过圭表测影,古人可以测定出与冬至相对的夏至节点。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综合地证实:至迟到春秋中期,先民已能够完熟地使用圭表来确定二至(冬至、夏至)日,即,将正午表影最长的那一天定为“冬至”,正午表影最短的那一天定为“夏至”。如前所述,古人通过圭表测量正午时日影的长度,先确定冬至和夏至,继而确定回归年,即“一年”长度,并作为制定历法的最基础数值。

用圭表测影,用“表”上的中间刻度,当然也容易测定“春分”“秋分”的节点。所以,“二至”“二分”是最早被测定的节气。这就是《后汉书·律历志》所说的:“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应该说明的是,从冬至、夏至开始发展出的二十四节气,其观测和确定,依据的是日影,实际上也就是依据太阳“视运动”的黄道轨迹,与月行(视运动)周期无关,这是中国传统历法中“太阳历”的部分。至于配合月相变化的朔望周期,古代历法是以置闰法来调整的,“十九年七闰”法,实际上,就是取日行黄道周期与月相朔望周期的“最小公倍数”。古代历法由此发展出“章”“蔀”“纪”“元”的计算与编制形态。十九年七闰,称为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后汉书·律历志》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解说,可参看。)

冬至这个天文历法的节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在《周易》这部经典中,《复》卦的象数模式和义理思想,与冬至节气形成了密切的关联,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

易学中,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易例,叫“十二辟卦”,又称“月卦”“候卦”“十二消息卦”,它既是汉代易学“卦气”说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也是被汉代易家所广泛运用的具有独立性的易例。《周易》六十四卦中具有特殊卦形的十二个卦,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它们的阴阳爻画构成了有规律的递变形式,古人将其按顺序排列,用以值配一年十二月,含有显示自然万物“阴阳消息”的象征意义。“十二辟卦”以圆图形式呈现,其图如下所示:

黄黎星:中华文化中的节气及其蕴涵的丰富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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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辟卦

上图中阳盈为息,阴虚为消。从《复》卦之“一阳来复”到《乾》卦之纯阳,为“息卦”;从《姤》卦之“一阴初消”到《坤》卦之纯阴,为“消卦”。《乾》《坤》两卦则称为“消息之母”。据考证,“十二辟卦”的易例周易天文历法密码系列讼卦,来源甚古,其说首见于《归藏》。从西汉到晚清,历代易学家大都采用此例,影响很大,甚至外溢出易学范围,成为传统文化的常识。

从十二辟卦图中可以看到,《复》卦对应的月份,正是子月。子,是十二地支(由古代“十二辰”演变而来)之首。先秦时期,古人已将冬至所作的月份定为子月,周朝曾将子月(冬至所在月)定为岁首,也就是《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显示的周历(该诗中,同时使用夏历称谓)。《左传》特别地在僖公五年和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日南至”,即冬至点。古代历法制定,也特别重视冬至,如,中国现存留的第一部有完整系统数值的历法《太初历》,它的制历起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遂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诏用邓平等所造八十一分律历,即《太初历》。《后汉书·律历志》也提到:“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天文历法作为文明肇始的渊薮,其中的核心要素——冬至节点,必然在诸多文化各领域中留下深刻烙印,产生重要影响。

冬至节气,是太阳视运动的动态“折返点”。冬至是“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同时,又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阴阳二气扭转变化的节点,自冬至起,天地间阳气开始兴作渐强,这阴消阳息的形态和义理,都与《周易》的《复》卦相同、相通。

《复》卦是《周易》第二十四卦,从卦序上看,《复》在《剥》卦之后,《序卦传》说:“物不可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就是说,事物不可能终久剥落穷尽,必定是穷尽于上,回复于下的,所以,《剥》卦之后,《复》卦承接。《复》卦的形态,本就极具鲜明特征的: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而且,《复》卦也被赋予了动态的变化。这种形态,与冬至节点阴阳二气转变的态势确有相同之处,可以说:《复》卦值配子月,节气应于冬至,五阴之下一阳生,呈现阳气回复的气象。

再从《复》卦的卦象、卦辞以及《彖传》《大象传》来看,卦象为下震上坤,呈现雷在地中之象,象征广袤的大地中,正在孕育蓬勃的生机,也预示事物正气回复、天下品物咸亨的情状态势。《复》卦辞曰:“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以“刚反,动而以顺行”“天行也”“刚长也”来阐释卦辞,仅就其与冬至节气点联系来看,也在义理上形成融通。阴气至极而衰,阳气复归萌发周易天文历法密码系列讼卦,虽然五阴一阳,初九这一阳爻看似势单力薄,但它却符合天道循环的规律,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勃然不可遏止的生机。正因如此,《彖》辞最后赞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意为:回复的义理,体现出天地孕育化生万物的本心啊!这句话,引发了历代易家丰富的联想和阐释。以《复》卦与冬至的节点相联系,更有《大象传》明确的说法:“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卦与天文历法的冬至节气相联系,从而具备了涵摄天地人融通的意涵。古今易学家,围绕三个方面(卦辞的“七日来复”,《彖传》的“天地之心”,《大象传》的“至日闭关”)所作的阐释非常丰富。汉代易学的象数学,吸纳天文历法的数值,对《复》卦卦爻辞及《彖》《象》传的解说,很多都与天文历法、冬至节气直接相关,如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用卦气说的六日七分法、十二辟卦、八宫卦例、律候气等解说。当然也还旁涉到其他领域,如《大象传》“先王以至日闭关”句,《后汉书·礼仪志》引以为据,说:“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这是施行于礼仪制度。朱熹《周易本义》解说《大象传》时说:“安静以养微阳也。《月令》: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这又侧重于养生之道。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对《复》卦,上承汉易象数学余绪,仍涉及天文历法的解说内容(如:注疏“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至日闭关”等),同时,也开辟了义理阐解的路径。

到了宋代,宋儒对《复》卦的解读,转向了借此卦以明“天道”之“本体”的义理探寻、哲学思考上。“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句,不仅成为宋儒将天地化育万物之“仁心”与人类美善纯正之“良心”相牵合融通的联结点,而且将《复》卦从阴阳二气变化之“枢纽”引申为人性善恶变化之“枢纽”。例如,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程颐是将“冬至”的天文历法节点,天地自然规律,与伦理观、心性论相联系,作义理解说,颇具特色,在宋明易学义理派中具有代表性。王阳明读易研理阐论心学,也重视冬至与《复》卦融通天地人的意蕴,例如,他的《冬至》诗写道:“客床无寐听潜雷,珍重初阳夜半回。天地未尝生意息,冰霜不耐鬓毛催。”可以看出,其诗句与《周易》中《复》卦的理趣相关。

当然,就天文历法、物候气象来说,冬至,阴气盛极,阳气始复,人人可以感知的直观表现是白昼渐长,黑夜渐短,但是在气象,冬至并不是最寒冷的时候(由于地表尚有“积热”),真正的严寒在冬至之后,后面还有两个节气:小寒、大寒。(就像夏至并非最热的时候,之后还有小暑、大暑。)《复》卦虽然有初九爻代表阳气回复,确立了阳气增长兴盛的趋势周易天文历法密码系列讼卦,但仍有前进中的曲折、盘旋。阳气回复,阳之能量初萌,不会马上消阴;股市回升,将要由亏转盈,仍有下跌余波;事态扭转,由乱而治开始,还将存留动荡……历法与气候,易理与事例,应该都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但是,无论如何,在经历了关键性的扭转节点之后,蓬勃向上的阳气已经开始蓄势而发了!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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