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李洁】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当前，在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加强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本土视角观念，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使中国译论走向世界。许渊冲、刘宓庆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1](Pvii)“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后尘，东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鉴。”[2](Pxiv)翻译美学在当前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理论学派，它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文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做回顾和梳理，旨在理清脉络，总结得失，发现问题，对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3]

为什么说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呢？

第一，中国的传统译论几乎都具有哲学—美学渊源。从支谦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到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神似”，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理论，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指体现在中国传统诗论、文论、书论和画论中的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无论是翻译理论的术语，还是翻译研究的方法都受美学的影响美学相学的基础知识，体现着美学的特点。可见，翻译理论与美学联姻是我们的传统和特色，而当代的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是对我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这是由中国文字的特点决定的。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汉字具有音乐性、图像性和会意性，是一种感性的文字。中国人凭借微妙的四声变化和音韵变化就可辨义，看见“森”字就觉树木繁茂，看见“淼”字就见波光粼粼，汉字本身的美就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和听觉，使人产生美感。不光在音韵文字层面，“可以说审美立意和审美考量浸透了汉语整个语言体系”[2](Piv)。这一基本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决定了有中国文字参与的翻译研究离不开美学。

第三，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前，西方的翻译理论也有着美学渊源，比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及19世纪译论家阿诺德所主张的翻译的技术取决于译者对文学作品真值的审美感知。但30、40年代之后，西方的翻译理论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因为西方语言很多是同系、同族甚至同支的，容易形成对等，即容易从语言学的角度解决和阐释翻译问题。今天，翻译研究又出现了文化转向，把翻译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更多地考察各种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等对翻译行为的操控和影响。也就是说，从西方译论的发展上来看，西方译论并没有一直保持与美学的紧密联系，没有明确提出翻译美学这一学科形态，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不是当代西方译论的主流和特色。

第四，中国的翻译研究在近些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我们对传统译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断的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在学习、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翻译理论。翻译研究处在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期，当代翻译美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年来，中国学者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勇于探索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中国，翻译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形态已经被提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它独具风华，生机勃勃。在汉外互译中，翻译美学理论的指导性意义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当然，它还不十分成熟，“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已经确立，论者们自觉考察翻译审美问题的意识已经形成，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4]。

因此，说翻译美学是体现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言之有据的。

二、当代翻译美学发展回顾

1.翻译美学与翻译学的关系

传统译论经过佛经翻译和严复翻译的高峰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发展到鲁迅、钱钟书、傅雷一代时，已经具有比较成熟的品质。到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出现了滞化局面，没有什么突破。中国传统译论的结晶是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核心的一系列翻译标准和各类翻译技巧，其理论基础就是古典文艺美学。80年代初，中国译界把目光投向西方，以K.奈达( Nida)为代表的语言学派、以埃文·左哈尔(Even Zohar)为代表的多元系统派、以S.巴斯奈特(Susan )和A.勒弗维尔(Andre )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派以及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西方翻译理论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西方译论流派纷呈，有的理论直接应用于翻译实践，对实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有的从更深层次阐述了影响和操控翻译行为的背后动因。各派翻译理论共同促进了翻译学的构建和发展。20多年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对西方译论亦步亦趋，多集中在对西方译论的介绍和争论两方面，传统译论因其缺陷和局限性不被重视。为此美学相学的基础知识，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译界面临在国际译界“失语”的局面，提出了回归传统、建立中国翻译学、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的主张。“特色派”认为，汉语具有独特的美学素质，翻译理论不应摆脱与之休戚相关的语言基本形态。民族性体现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在越来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和学术交流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理论话语，应该建立有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在当代译坛发出中国译论的声音。翻译美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中国翻译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今天，中国译界仍然以对西方译论的研究为主。翻译美学虽然有了发展，但并不是当代中国译论界研究的主流。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也处在争论中。事实上，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构架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讨。在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学科构架中，翻译学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翻译学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写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包括普遍翻译学和局部翻译学。根据这个分类法，香港学者张南峰认为，“中国翻译学只是地区翻译学中的一种”，“是翻译学中的许多个层级、许多个门类中的一个”[5]，它只是一种局部翻译学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不能自成体系。谢天振等学者认为翻译理论应具有普遍适用性，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使翻译研究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民族偏见。

笔者认为，王宏印等的观点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分歧。他们认为普遍适用的翻译学和中国翻译学各有道理，并且有并存的必要。“理想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应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终极目标性质的纯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以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状况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作为向着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所做的努力。”[6]

理清了这一分歧后，就可以对翻译美学有一个定位。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是普遍适用的纯理论体系。但是在目前，翻译学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各国学者正在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跨学科、跨文化的历时和共时的动态研究，形成了一个多元互补的局面。这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有利于促进翻译学的戒熟和发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符合翻译研究多元发展的要求，是向着普遍适用的翻译学、世界翻译学的一种努力。而当代翻译美学研究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研究，它是对我国传统美学译论的继承和发扬，是针对汉语语言和文本的特点提出的适用于汉外互译的翻译理论。它是中国翻译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学的重要特色，是中国翻译学的主体构建之一。[1](P83)

2.翻译美学是传统美学译论在当代的新生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主张在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诗歌翻译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中“三美”（意美、形美、音美）是本体论，“三化”（等化、浅化、深化）是方法论，“三之”（知之、好之、乐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7]他的翻译理论总结了从孔子到钱钟书的美学思想，体现了鲁迅、王国维、朱光潜、郭沫若和傅雷等关于文学和文学翻译的美学主张，是对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凝聚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至此，中国传统译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事实上，“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8]。

当代翻译美学理论正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一种努力。它在扬弃和继承中着力于开拓，开拓是对传统译论的精华的拓展和科学化改造，“从而使之具有新的理论活力，足以解决新的应用课题”[9](P177)。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是对传统美学译论的继承和发扬。在当代翻译美学中，传统译论的美学渊源得到了认识、分析和细致的梳理，并成为翻译美学理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译论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如意与象、神与形、意境、风格等命题被保留、提炼出来，在当代翻译美学理论中得到了更为科学的阐发。例如形与神的问题成为刘宓庆形式系统（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审美模糊集）的主要论述对象。意象、意境等问题在刘宓庆的非形式系统中得到了具体的研究。毛荣贵阐释了意象、意境在汉语文本中的重要性，并从中西美学精神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角度论述意境的生成机制和翻译的困难。此外，当代翻译美学并没有否定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粹，其论述仍然体现着古典文艺美学的话语特征，也就是说，古典美学仍然是当代翻译美学的理论之源。事实上，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来一个彻底的现代化，则必将使我们的翻译学有损于大体，有失于特色，有悖于国情”[9](179)。

(2)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符合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10]，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框架体现了现代美学研究的体例和范畴，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3)当代翻译美学研究克服了传统译论的不足，吸收了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条分缕析，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道路。传统译论理论研究零散，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缺乏严密论证和分析，侧重于经验的阐发和直观推论，因而表现为印象式和感悟式。总的说来就是理论上缺乏系统性，方法上缺乏科学性。[11]而西方译论用严谨的概念和范畴、条分缕析的分析方法将科学观念引入翻译研究，体现了理论性和科学性。当代翻译美学在方法论上有了很大改进，比如从对翻译审美客体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往对翻译审美客体的分析和论述过于概括，诸如神韵、风骨、气势等论述非常模糊。当代翻译美学对原文的字、词、句、篇、意象、意境等从微观的方面进行了具体客观的语言描述。傅仲选对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的形式美和内容美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形式层包括音位层、词层、句子层；内容层的分析包括所指意义、实用意义以及语言的内部意义；在实用意义中，他还详细论述了语体色彩、语域色彩、感情色彩和词的转义。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结合了文体学、修辞学、语义学和词汇学的研究成果，使翻译美学理论研究具有包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刘宓庆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方面来分析翻译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形式系统包括语音层、文字层、词语层和句段层审美信息；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主要研究原文中的情与志、意与象及其在译文中的传达。毛荣贵在《翻译美学》[12]中进一步具体细致地分析了英语和汉语美之所在，得出了英语和汉语具有不同的美学功能和审美价值的结论，总结了汉语和英语的不同的美学特征。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翻译审美客体的认识，研究和论述方法更为客观、系统、科学。

(4)当代翻译美学对传统译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进行了补充。比如，当代翻译美学十分重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审美的心理结构的运作过程、翻译审美的认知图式、翻译中想象的重要性、翻译过程中移情障碍、理解—转化—加工—再现的翻译审美再现过程等问题在当代翻译美学中都得到了研究。翻译美学的理论命题因此得以充实，基本理论框架趋于完善。

3.当代翻译美学新发展

近几年，翻译美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首先，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这一点从期刊论文网和硕博论文网上就可以看出。对于诗歌翻译、散文翻译、习语翻译以及《红楼梦》等小说的翻译，很多研究者采用了美学视角，翻译美学的基本理论被运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对文学翻译中各个层面的美的对等讨论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如翻译中的音韵美、视觉美、对等美、修辞美和意境美等。

其次，不同流派的当代西方美学理论被引进到翻译美学研究中，比如接受美学和格式塔心理美学。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到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和接受以及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得到认识和论证。读者与文本的视野融合和动态接受的特征也得到了具体的阐发。格式塔心理美学强调整体到局部的认知方式。近年来，这两种美学理论被运用于翻译研究中，拓展了翻译美学的研究视野。

毛荣贵认为这两种理论互补，为模糊语言的存在和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姜秋霞在她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13]中提出了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式塔意象”这一转换模式。许多期刊发表的论文也从接受美学和格式塔心理美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加深了对审美主体和翻译中的审美意识系统的研究。

再次，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美学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文化因素对于翻译审美的影响和制约。以往对于翻译中美的标准和译文中的审美再现手段所进行的论述多集中于语言的层面，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表层结构和形态的优劣高下的对比。事实上，审美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原文和译文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译者和读者的文化解读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奚永吉在《文学翻译比较美学》[14]一书中，就曾把各类译文作为审美对象，以文化比较为着眼点，不拘泥于译文语言质量的高下品评，而是对文学作品及其译文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体系的美学因素进行研究。今天，文化差异、审美习惯差异、中西美学精神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等成为研究热点。例如刘华文在《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15]中，把汉诗英译的主体性审美经验介入作为切入点，从比较中西哲学、美学的差异为起始，来研究审美主体的“前经验”的介入问题，对汉诗英译中的主体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

三、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研究的思考

总的来说，当代翻译美学研究基本理论框架已经形成，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比较科学。对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的审美构成的分析在不断细化，论述方法更为客观、系统、科学。对造成原文和译文不同审美构成的原因也从中西哲学、美学的高度上进行了分析。对翻译审美主体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对译者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译者的审美能力、翻译中的审美心理过程、译者的能动作用等都得到了研究。另外，对审美标准和在译文中实现审美再现手段的讨论已经不再拘泥于语言转换的层面，文化因素和读者的审美接受能力被考虑进来。

同时，笔者认为国内翻译美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

(1)译者对原文美学层面上的还原多集中在客体性的、显性的美的形式上面，即把原文的形式层面的美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译者的任务就是在原文中发现这些美，并在译文中再现这些美。但是对译文中再现了的美所做的评述比较主观，缺乏互文性的研究，即对英汉语言中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美学效果的语言手段的研究不够。

(2)对原文深层次的美的再现，如意境美、风格美的再现研究不够。意境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概念，是翻译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如何在译文中成功传达意境，使译文读者在读译文时也能够披文入情，产生丰富的联想，得到美的享受和感动，这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在翻译美学中，意境属于译文这一审美客体的非形式系统审美构成，具有非计量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它的传译涉及语言、文化、读者的接受能力等诸多因素。尤其是在汉译英中，意境的传译研究不足。

(3)近年来翻译美学研究对翻译审美主体译者的审美心理过程空前关注，这是翻译美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学的特点，美学研究人的感觉，研究人的审美心理。但存在的问题是对译者的心理过程讨论多了就显得有些玄虚，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比较弱。

(4)翻译美学仍然在“原文—译者—译文”这个环节上讨论得比较多，对读者的审美接受研究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同时也应重视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审美是由人来完成的，特定的文化、环境、时代等因素使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而读者的特点会影响翻译审美再现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读者的审美接受过程和审美接受能力也应该成为翻译美学的研究重点，“译者—译文—读者”这一环节的审美沟通研究不容忽视。

在简要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基础上，笔者认为，当代翻译美学研究体现了中国译学研究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虽然翻译美学还不成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当代翻译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研究传统译论向现代译学转换的问题是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翻译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传统译论中的有价值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并进行科学的阐发，应该是当代翻译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研究方法。中国人的思维偏重诗性思维，善于在言简意赅中寓意无限深刻的道理；西方人的思维偏重理性思维，在理论论证方面更加细致具体，逻辑性强。要使我们的翻译研究与世界接轨，必须学习西方的研究和论证方法美学相学的基础知识，即论证务求严谨、明晰、合乎逻辑，从微小处入手，从具体的方面入手，进行多方探求和立体的研讨。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待继续深入和具体运用。

第二，有中国特色，只是说明考虑到了我们的翻译传统，考虑到了汉字和汉语文本的特点，考虑到了汉外互译的特点，并不表示其理论建设是封闭的，翻译美学应该在中西美学的对话中发扬光大。当代西方美学流派纷呈，比如接受美学、阐释论美学、移情说、心理距离说以及克罗奇的表现论美学等，都给我们的翻译美学研究启示和帮助，我们应该积极地对这些不同流派的西方美学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吸收合理因素纳入翻译美学的研究体系中。比如接受美学相关理论就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翻译审美主体的研究。译文作为一个成品面对读者时，读者是否可以从审美角度接受，读者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等构成的“前结构”是否可以与译文“视野融合”，产生美感，都是我们应研究的问题。毕竟，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也是两种审美意识转换的过程，是审美意识的跨文化传递过程。再比如，克罗齐表现论美学认为每件艺术品是一个独立而个别的结构，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翻译只有相对的可能性，译文不可能是原文的纯粹的复制品，而只能是与原文类似的一个新的表现品。克罗齐表现论美学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造提供理论支持。此外，移情说和心理距离说对翻译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过程也有很强的解释力。翻译美学作为跨学科的理论探索，其理论建设应该是兼收并蓄的。

第三，当代翻译美学提出了翻译审美是一个开放系统和翻译审美具有层级性的观点，其论述是宏观的，所提出的审美标准具有相对统一性。笔者认为，翻译美学研究应该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因为美有不同的形态，对于不同的文体和体裁，有不同的审美构成、审美标准和审美再现手段，所以可以对各类文体做微观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翻译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提出微观具体的翻译标准，如诗歌翻译美学标准、散文翻译美学标准或科技文体翻译美学标准等，使之能切实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第四，当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理论研究范围，对文化转换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研究有所关注，翻译美学研究水平由此会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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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