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教授研究中西命理学：科学无法满足生命所有要求

德国教授研究中西命理学：科学无法满足生命所有要求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教授朗宓榭（ ）教授一直在从事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中西命理学的比较。这次借着他来复旦大学参加光华人文基金高端讲座的机会，记者采访了他。朗宓榭教授指出，科学对生命有价值，但是科学不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要求。这是他对命理学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

▍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规律，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按照朱熹的说法，占卜也有好处，这种好处不仅在于能够知晓个人命运，也在于因我对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地位。

▍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则、出发点和前提，但是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系统性。

▍我可以开玩笑地说，星相学可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样东西了。从清末以来，中国对一切西学都是拿来主义的态度，最后一个就是星相学。

▍我不想回到黑暗时代，但是我也相信科学主义是过分的。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工业党”和“情怀党”之争，西方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这样的争论西方星相学知识，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主义。

上海书评：中西方的命理学都有悠久的历史，也各具特色，您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中西方命理术的大致分类和异同？

朗宓榭：我们先从星相学开始谈。中西方都有星相学，但是它们起到的作用、 扮演的角色却不同。星相学在中国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政治服务，星相学家像帝王的大臣一样。在西方，星相学偶尔也会为政治服务，但是个人的星占非常普遍，它更多时候是被个人所使用。这是中西星相学最大的差异。

星相学的技术本来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发明，几个世纪以后传到西方，然后又传到印度，然后有部分内容传到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一名研究员张哲嘉做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星相学有不少方面都受到印度的影响。这只是从技术角度对星相学做研究而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并不能说印度是所有星相学的鼻祖。

在预测学中，抽签、掷骰子这种方式运用得十分普遍。古希腊会用抽签的方式，中国的《周易》也有类似的方法。但是《周易》的占卜技术要发达得多，而且属于高级文化。中西最大的区别在于抽签（占卜）的方法不同，在于这种方式服务于怎样的阶级层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基本上是低阶层的老百姓在抽签，大部分是佣人、奴隶在使用，皇帝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不搞这些活动。土耳其保存了一些古希腊时期的寺庙，你能够看到当时他们提出了什么问题，收到了什么回答。当时都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层次比较低的老百姓使用这种占卜方式。反过来看，《周易》 作为五经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这在西方是完全没有的。

在中国，八字算命非常普遍。算命从唐代就有了萌芽，宋代开始得到普及，宋代出现了“子平之术”。中国的八字算命和西方的星占学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对人的命运的测算以生辰八字为准，不看天文，只看时间。每一时、每一刻有一个特定的数值。根据这些数值换算成八字、天干、地支等各种东西来综合分析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种根据时间的数值进行的占卜。这也是中西方命理术的一个差异。

上海书评：您曾谈到，中国古代的预测术以计算为基础，西方的预测建立在先知的基础上，是口述文化。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先知式的预测，如扶乩、占梦、巫术等，也算是比较主流的。西方有以计算为基础的预测学吗？

朗宓榭：有的，像占卜也是以计算为基础的，但是不太发达，可能有社会意识的原因。在古希腊、古罗马，占卜活动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先知是德尔菲神庙中的女祭司皮提娅。她会被太阳神阿波罗附体，周围有一些辅助者来翻译、解释她被“附体”的时候说出的非常奇妙的语言。当时所有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名人，包括他们的国王，都会去德尔菲神庙。这是精英文化中很突出的现象。

反过来看中国，我完全同意这些现象很普遍，有萨满、巫师、扶乩，但还是位于一种非主流边缘地带。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先知式预测还是一种边缘现象。

基督教的预测术也是以先知为主，耶稣本来就是先知。《旧约》里提到的耶利米等，都是先知。但是对基督教影响最大的是《新约》启示，它和中国的《周易》是差不多的地位。一直到中世纪末、近现代的那些先知，包括当时美国所谓的先知都依靠《新约》的启示。这方面的传统很长。虽然西方有星占学，星占学是完全以计算为基础的。但是影响最大，达到《周易》在中国的地位的，还是先知式的预测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但我想还是有些道理的。

上海书评：命理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由的命运的认识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是无法捉摸的，只能猜测；而中国式的主宰者更接近于天道，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似乎是有迹可循的规律。您觉得这对中西方命理学的差别有影响吗？

朗宓榭：有影响。这涉及西方神学的超越性，当代新儒家也讲内在的超越。在西方人看来，在宇宙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不依赖宇宙的规律，上帝自己制定了这些规律，但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改变。人类无法准确揣度上帝的心思，上帝想做什么人类无法计算。而且计算推测上帝的想法，有可能涉及原罪，要背负着一种道德负罪感。西方人认为还是不要犯罪了。另一方面，上帝送给人类这种类似礼物的意志自由，让我们不要超过它的意志。

传统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神，而这些神都服从宇宙的规律。所以中国人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考察这些规律与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又涉及一个道德的问题。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规律，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按照朱熹的说法，占卜也有好处，这种好处不仅在于能够知晓个人命运，也在于因我对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地位。

当时西方也有不少人，包括教皇，非常相信和依赖测算，但是他们要背负良心的压力。

上海书评：中国和西方的预测体系背后，都有您所说的决定主义的价值观和宿命论的影响吗？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朗宓榭：中国宿命论最典型的代表是汉代的王充。他完全否定占卜和预测等技术的合理性，除了相面。他认为宇宙是无法预测的，在他的观念中没有上帝的看法。他强调遇会，放大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预测不了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是恐怕除了王充西方星相学知识，也没有多少人赞成宿命论。

在我看来德国教授研究中西命理学：科学无法满足生命所有要求，宿命论和决定主义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决定主义能让人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有限，但决定主义并不排斥人类测算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达不到认识的最高层次，但是在这些有限的知识里，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象，多少猜出我们的命运。宿命论则不管这些，对技术预测是绝对否定的。

命运虽然不在自己的手上。但不管是西方的决定主义还是东方的决定主义，都不完全排斥人类对命运的测算和占卜。就像中国人说的“尽人事而听天命”。

上海书评：马克斯·韦伯所谈的新教伦理，强调天职，强调人间的事功，与中国的各种劝善书和功过格等，是否都暗含着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命运的方法？

朗宓榭：是有这个意思西方星相学知识，而且他的分析很深刻，尤其是对加尔文教的分析。加尔文教回溯到了奥古斯丁，完全简化了自由意志。像奥古斯丁以后的天主教的一些大师，他们慢慢地承认了自由意志，特别是耶稣会士。

但是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的道教有很多批评，因为他阅读的原始材料是荷兰人哥罗特写的，书中对道教神秘的宇宙观有很多介绍，所以韦伯对中国道教这种神秘的宇宙观就产生了一些偏见。

道教早期的赎罪、忏悔都是这样的东西。儒家也有类似这样自我批评的东西。每天都自我反思，我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如何，我有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有没有对别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上海书评：您说星相学是中西方的大学问，但在西方，星相学是被看作“推测”或概率的学问。中国的星相学更强调天人感应。我们都会联想到李约瑟难题，您是否在暗示西方的星相学更容易启发西方近代科学？

朗宓榭：我们都知道概率这种规则是十八世纪的发现，是数学家高斯的发现。这是跟赌博有关的一个现象。我本人没有研究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数学史，对于中国数学中有没有发现过概率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表示怀疑，但是还有不少人认为宋代、明代的数学著作中，学者会利用占卜中的例子来表示一种数学规律。只是这个倾向并不是那么普遍。

但是星相学与概率和推测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经验方面，按照星相学的理论，对某个行星的测算应该不是依据概率的规则来进行的。这方面我还得继续考察。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关键在于我们给科学下怎样的定义。如果是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那么算命术都有系统性，而且是非常复杂、非常发达的系统。《周易》的系统就非常发达。最发达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八字算命。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则、出发点和前提，但是我们没法否定它们的系统性。

我在演讲中提到的大阿尔伯特，试图把星相学放在科学体系之内，一直到西方的启蒙时代都是普遍承认的。对科学应当作一个“特性”的定义。预测属于知识史，当然也是科技史的一个部分。比如天气预报虽然常常出错，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另外一方面，科学的定义是靠经验性，八字也是靠经验的，就是华人生活的经验，星相学也一样。科学的第三个特性是重复性。科学应该是可以重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医学不完全是科学。所以预测学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一些因素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定义。对科学我们应该重新下定义。

上海书评：您认为西方的预测学在基督教普及之后，不再具有主导地位，您为什么又说中国的预测学在主流与残余之间徘徊？我们知道，直到晚清，扶乩术、堪舆术在知识分子中仍然很流行。

朗宓榭：到清末民初，很多知识分子并不相信预测术，但仍会进行占卜。最典型的例子是严复。严复的宇宙观完全是从西方学的。但从严复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每周都会根据《周易》卜卦，问自己的身体和财运等等，什么问题都问。而且他在占卜的时候会在日记中留下一段空白，事后来看他自己算得准不准。中国知识分子把现代的宇宙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分开。一直到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宇宙观放在一个地方，把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但其实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研究的时候把这两种现象和态度融合在一起，从宇宙观看实践，从实践看宇宙观。

基督教兴起之后，也有这样的问题，有些教皇很喜欢占卜等测算命运的方式。但是到了启蒙时代，就完全不同了。启蒙时代有了对迷信、宗教的定义。一些法国的、德国的启蒙代表人物认为宗教代表迷信，同时完全排斥这些测算命运的方法。现在的西方人有一派相信末世、相信命运，另外一派是非常理性的。西方的主流还是理性的，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民国的陈独秀就完全排斥这些东西。在二十世纪排斥这些东西成为一种主流，但是这类实践也不会完全取消。

上海书评：您说风水、堪舆是中国独有的预测术，西方则没有，这是为什么？

朗宓榭：可能有不少原因造成的，但我只能说有这个现象给我很奇怪的感觉。中世纪西方有一些星相学家用星相学来卜定位置或者盖房子等，不是使用风水、 堪舆的方法。越南、韩国等东方国家都有这种风水、堪舆的传统。堪舆、风水这些技术都是由研究阴宅的方法发展而来的。中国重视堪舆，很可能与重视祖先崇拜有关。

上海书评：能介绍一下现在中西方流行的预测术吗？您大概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很热衷星座。

朗宓榭：我可以开玩笑地说，星相学可能是西学东渐的最后一样东西了。从清末以来，中国对一切西学都是拿来主义的态度，最后一个就是星相学。二十世纪想保护古代术数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类似的现象并不清楚，所以他们都强调科学主义，甚至连算命先生都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按照最近的调查，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年轻人，大部分都相信星相学。在西方德国教授研究中西命理学：科学无法满足生命所有要求，我没有调查数据，但是一般的报纸上也经常出现星相学的内容。这些是很好玩的东西。但不要忘记，占卜术和“玩”这个概念关系很密切。你可以不百分之百地相信，但是你可以玩，可以给你一个心理暗示。按照我的理解，恐怕现在星相这些东西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流行。

上海书评：启蒙时代以来，世界进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时代。如今，科学如此兴盛，却有大量的人相信命理学、预测主义等传统的东西，您说希望从中国的预测学中找到解决西方科学预测失灵的局面，是不是意味着会有“复魅”时代的来临？

朗宓榭：这个也很难说。我们现在慢慢意识到，纯粹的科学主义是不能成功的。本来科学是帮助人们实现更好地生活的，可是科学也会成为人类迈向好生活的一个障碍。不过，完全离开科学是不可能的。“袪魅”是应该的，但是在中国太彻底了。在中国的一些启蒙，大跃进和“文革”就很激进、很极端。我们怎样找到一个中庸之道？这是最大的问题。我研究的目的是对人类知识部分做一个反思。为了避免完全“复魅”，回到原始社会的一些东西是不可能的。我无法提供什么方法，我不考虑具体的实践，但我希望能对这些知识做一个反思，要合理地对待这些现象。

科学对生命有价值，但是科学不能满足生命所有的要求。我不想回到黑暗时代，但是我也相信科学主义是过分的。我知道中国现在有“工业党”和“情怀党”之争，西方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这样的争论，可以说是两种极端主义。欧洲的绿党最初也是这样，对环境表示一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