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相学算命知识 【每日一题】一下学的历史程度是什么？

星相学算命知识 【每日一题】一下学的历史程度是什么？

原文为英文，因为公众号文章篇幅20000字的限制，故省去原文，只写我翻译后的译文。本文内容较多，专业词翻译不一定准确恰当，请读者见谅！如果读者对原文有兴趣可以看结尾处原文接链。

星相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关于星相学是否可靠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很快埋没在和它相关的其他话题中星相学算命知识 【每日一题】一下学的历史程度是什么？，如人类的自由意志，星星是否对人的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等等。形形色色的争论持续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星相学是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古代人的所见，以及他们如何解释。首先，他们应该发现，在地球周围的天空中有7个移动的形体，分别是太阳，月亮星相学算命知识，以及五个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其他的行星，除了天王星偶尔出现之外，都是肉眼不可见的。

7这个数字是很重要的，也许是因为没有其他的数字像7这样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和奥秘蕴含其中。然而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解释却从来不是很明确清晰。对于所有关于7这个数字突出性的解释中，只有一个最具有启发性。在Lynn 权威性的著作《魔法和实验科学的历史》中，他写道，“7这个数字作为神圣的和神秘象征，无疑是频繁出现的数字，道德和完美也归于7这个数字。除了7个星体对我们地球的影响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古代人的宇宙观里）我们有这样一个体系：7个星体，被想象为围绕地球做向心运动，最重要的是太阳，其次是月亮。古代人发现，太阳沿着天空中一个紧密的带运动，被称为黄道。当它完成一个运动循环，回到了天空中的同一点时，月亮已经运行了超过12圈。（太阳年少365.242天，月亮年是354.37天）这样，一个太阳年有12月多一点，使得太阳年和月亮年极难协调。但是12是最接近事实的数字，所以后来才有了一年12个月。同样，把黄道划分为12个部分，这些被星座所标出，分别给出相应的名字，主要以动物命名。这些现在成了黄道的12个标志。

星相学发展史

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计算这些？这样的体系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感谢埃及人创立的12个月的太阳年。但是最常见的说法是，星相学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具体时间很难说，但是有一定值得注意。太阳相对于黄道星座轻微运动，每2150年春分店会发生改变。太阳在黄道运行一个循环大概需要25800年。

黄道的起点位于春分点-白羊座的0度。但是在从北半球的角度看，在春分时节，太阳升起时白羊座并不是以零度在其后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实际上从公元前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既然这是天然的黄道起始点，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人创立星相学这个系统，一定会从这里开始。我们可以计算，星相学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

事实也是，最早的关于星相学的记录证据也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尽管罗马作家普林尼发表观点认为巴比伦人在49万年的时间里一直观察记录星相，但是最早的关于星相学的记录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之后。这些记录包括了一系列预言预测，把各种天文数据尤其是星体的位置和地球上发生的事件相关联。如当月亮遮盖了木星时，这一年将有一个国王死去星相学算命知识，或者如果日食/月食发生，一个国外将死去。当木星到了月亮中央处，在Abarrú将有需求。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样的预言的两点。第一，其集中于重大事件，如饥荒，国王的死去，还没有任何关于个体人的星相学。第二，这种预言的逻辑是归纳法逻辑：当一件事发生时，另一件事也将发生。然而，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科学思维，只是像科学思维：企图将一件事星体与地球事件关联起来。这其中很少有理论推导，即为什么星体运动会影响地球事件（因果关系）。然而，西方逻辑一次又一次发现，因果关系的概念是很有问题的。

是希腊人将星相学发展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在Jim 的著作《西方星相学历史》一书中，他说到我们今天所知的12星座，是在公元前5世纪，即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标准化的。也正是希腊人想到了占星命理学的概念，即将星相学与个人的命运相关联。

看到这些，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星相学算命知识 【每日一题】一下学的历史程度是什么？，科学并不像今天这样被重视。星相学和天文学是同一个法则，两个最著名的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和克罗蒂斯 托勒密，同时也是星相学家。直到17世纪，星相学家和天文学家一直被等同起来。气象学也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星体被用来预测天气。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 治 学》一书中提到了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泰勒斯“通过他的星相学知识，在冬天就能预测出第二年会有一场橄榄树的大丰收，所以，尽管他钱不多，但是他倾其所有，把积蓄投资到希俄斯和米利都的榨橄榄油的生意中，当时没有人对橄榄油生意抱希望，所以被他雇的人要价很低。当大丰收到来时，很多人蜂拥而至，他便随心所欲定价，大赚了一笔。这样他向全世界证明，哲学家只要想变得富有，是很轻易做得到的，只不过哲学家追求的是另一种目标。 ”

医学，同样和星相学有关联。古代一个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人体，是宇宙的一个缩影，微观宇宙。而宏观宇宙，让希腊人把黄道和星座分别和人体不同部位相关联。白羊座，的第一个星座，与头挂钩。最后一个星座，双鱼座，被描述成脚。这让医生凭借病人的星相图和星体的位置来诊治疾病。直到18世纪前，医学和星相学一直关系密切。这期间，哪怕是质疑星相学的人也承认占星对求医有帮助。有些星相学家被抨击预测不准确，他们会反驳说是医生做得不够好。

星相命理是最有影响力的，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和公元后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变得普及。这期间，希腊文明在地中海世界崛起，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是个各方面技术发明层出不穷，知识进步非常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个政治巩固的时期：小的，曾经各自为政的国家统一起来，先生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承者，后来是罗马帝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变得整合起来，个体反而变得渺小。

这些事实也许可以解释在那些世纪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因为提喀女神，或者说命运女神，她的随意性似乎反映了人受遥远力量通知的世界。这也同时是个人星相学，尤其是星相命理学在西方文化中建立了一席之地的时代。人们相比于之前更多用决定论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命运。

众神星球

在那些时间里，如我们所见，地心说盛行，星体被认为围绕着地球向心转。人出生时，灵魂进入肉体，被看作是按顺序经过各个星球，呈现出经过星球的特征。星球之间的关系，它们在黄道中的位置，这样就决定了人的命运和性格。

一些现代星相学家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星相学起作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其他更加清晰有启发的解释。我们可以把灵魂的降生看作是“人的性格会被黄道上的星体所决定”的一种比喻。如大多数比喻一样，这使得被描述的事物更加鲜明容易被理解，但同时，它也只是个比喻。

星相学的历史，如我所提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而上面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一个争议的基础。灵魂通过各个星体的区域降生到肉体，而在那些时代里，星体即是众神。柏拉图在他的著作《蒂迈欧篇》中说，是诸多星体的神塑造了人类，而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柏拉图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是完美无瑕的，而人是不完美有瑕疵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各个星体是附属的低级的神灵。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们是谁？他们是怎么对待处理我们人类的？柏拉图指出，星体上的众神是雄心勃勃的形象，支配着人本质中的善与恶。后来的思想者对它们却嗤之以鼻。《The texts》，这本书据说保存了埃及人的智慧，描述了天界的守门人说人性中恶的源头。其中一篇文章说到人在临死时灵魂解脱，上升到天上，到了星体之中（正好和人诞生时灵魂降落相反），“然后人冲进了天界的体系中，在第一个空间里放弃了升降的能量，第二个空间里，邪恶的诡计，一个已经停止运转的设备”，等等通过7个空域。每个空域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星体的邪恶—能量升降，和月球相对应，月有阴晴圆缺。邪恶的诡计，和水星，相对应。诺斯替派将这些过渡星体的能量视为囚禁人类精神的敌意的酷吏。

这种晦涩的，或者敌意的，星体众神的本质让一些人批判星相学。普罗提诺，公元3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说，如果每个星体都代表一个神，那么说它们邪恶，是很荒谬的。但是实际上普罗提诺并不完全拒绝星相学，认为星相学对于占卜有用，因为星体是宇宙的一部分，体现出宇宙的和谐。但是他对于星相学的批判并不是这样的：在他的著作《九章集》谈到星相学时，他标题为“星星是起因（人命运和历史事件）吗？”，他不同意星体对人命运和历史事件有因果关系。

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有什么缺陷。

自由意志还是命运

相比之下，普罗提诺的弟子，却拥抱星相学，他甚至关于星相学写了三套著作，现已失传。关于自由意志和命运的话题，用来柏拉图的一些文章来论述一种自由意志和命运的混合体：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选择了命运，而这个命运，一旦人降生到世上，就不可改变（在星相图中体现出来）。

，三世纪的教父，也更认同自由意志。和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一样，他至死不渝推崇自由意志论，反对任何会挑战这一理论的思想。然而他并没有反对星相学，因为在那个时候星相学和自然哲学是揉合在一起，如果反对星相学就要反对整个自然哲学。

认为，星相学家，如果想准确无误做出预测，就必须能在4分钟之内准确计算星相图。然而，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达到那个标准，计时工具只有日晷和水钟，不够精确。天文观测也做不到。因此，说，星相学不起作用。（是因为技术水平达不到，不是质疑星相学本身）

如果我们回溯过去，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星相学本不应该发挥作用，却实际发挥了—考虑到当时观测手段的局限性，当时没有天文望远镜，考虑到当时对外层空间的星体尚不知晓。对此，我们应该把星相学家可能的数学错误放在内，（这样的错误一定在各个时期很常见）16世纪，连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都被他的星相学朋友讥笑计算星相图不准确。

基督教一直对星相学有一种矛盾的，而且时常是批判的姿态。星相学和星相学家和魔法活动紧密相关时，以及当星相学冲击了自由意志理论和神权时，会遭到基督教批判。但是关于星相的科学一直是中世纪课程（天主教会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一部分是因为它是天主教会从经典古卷中继承的7个自由派艺术系统的一个整合部分。

尽管我可以从古代后期到现代挖掘出更多的关于星相学历史的细节，但是从根本来说，相关的争议从来没有过大的变化。一些话题已经不攻自破，人们不再把星体比作众神，所以我们不再去惊奇它们从人性角度来说是善还是恶的。计算机可以把星相图计算的极其准确，最后，尽管自由意志论还有命运/决定论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但是它们却不像过去那样有那么多的神学意义了。我们不再像几个世纪以前的人那样，对于如何解释神对人的道（原文是 the ways of God to man,个人觉得只有“道”这个字最能表达出含义）有那么强烈的迫切感了。

证实星相学的科学努力

然而，我们始终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星相学到底发挥作用吗？有没有为证实星相学而做的科学努力？答案是，的确有，但并不多。有些研究把星相图和人格测试结果联系起来，结果并未发现关联。（当然星相学算命知识，假定人格测试本身有些不仅仅是模棱两可的准确性）。一个在1985年发表在《》上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hawn 教授设计的关于星相学的实验的论文认为星相学并不发挥作用。但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心理学教授 Ertel的统计学重新评估否认了Shawn 的结论，得出星相学有效，发挥作用的结论，他的文章在2009年发表于《 of 》上。

另一个著名事例涉及到法国研究员 ，他试图将人星相命理图中的星体位置和在某些专业的成功关联起来，他研究计算了接近1100个法国医学科学院成员的星相图，最后发现星相图上土星居于突出位置的非常多，远远超过了随机分布。一个对运动员进行研究分析的实验则发现了火星居于这个位置的非常的。

的研究成果被怀疑论者猛烈抨击，这些人中有些的确是想尝试复制重复他的研究，进而纠正他的错误。但是后来这些所谓客观公正的科学家改变了他们自己研究的一些实验参数来对付，使他的结果看上去错了，导致了一场即使在怀疑论者圈子里都激起轩然大波的学术丑闻。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只有一点，即距离对星相学的真正的科学评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星相学家，和很多公众，对星相学深信不疑，而怀疑论者只要有机会就会攻击嘲笑星相学。为了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结果，必须要让想获得星相学真相的人在人数上超过为自己的喜好而支持或反对星相学的人。我想短期之内这不会实现。

关于我自己，我不是科学家，我没有在星相学或者其他方面有过科学学习，但我被星相学的有效性所折服，无论是我个人生活还是对重大事件的观点。举例说，2001年布什总统华盛顿就职演说，我决定为布什总统画一个星相图，我发现火星严重偏位。“OMG”，我想，“似乎会有一场战争（因为火星上战争之星）”，然后我告诉自己，这很荒谬，我们会和谁打仗呢？后来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想法。

星相学如何发挥作用?

另一个问题，如果星相学起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传统观点认为，星球释放特定的振动效应来影响地球发生的事件。反驳说，除了太阳和月球之外，其他星体的引力都太小，无法对地球施加影响。对错与否：实际上在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问世之前，旧的神秘主义理论没有在本质上提及引力效应。在任何事件中，今天，解释星相学更加常用的也许是荣格的“同步性”概念-他将同步性定义为在明显不相关事件之间的，非因果关系的关联准则。在他的论文“同步性”一文中，荣格探讨了星相学。他对几百对夫妻进行研究，发现案例中，丈夫的太阳或者说命宫和妻子的月亮（婚姻的经典标志）相关联的几率比非夫妻随机人群高出三倍。

然而，荣格的理论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完善。同步性，如他描述，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非因果性，反而他提出了一个隐藏的原因：荣格称之为“原型”的心理动力，原型这个概念为明显不相关联却重大的事情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回到怀疑论-隐藏的起因。但是牛顿的万有引力，最开始提出来时，也被当时的怀疑论者讥笑为隐藏的起因。

我们被推向了一个最终的，很令人不安的结论—我已经暗示过的。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经典的批判来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他说，当我们注视被称为原因的事物时，他没有看到它们有任何的共性。从这点他做出结论，因果关系就是一种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包括了常态化的关联。一件事频繁地接着下一件发生，有时候中间有间断，于是我们推测，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事。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他被休谟从自己“固执的教条主义的睡梦”中唤醒，声称，因果关系根本不存在，只是一种内在固有的分类，或特征，或者说是人的思维让人这么去理解事物的本原。

没有人真正驳斥过休谟和康德的结论。科学，的确是这样，比以前更加谦虚谨慎和诡异地去论述因果关系：它更倾向于用关联，而不是因果。—在X个案例中，吸烟与肺癌相关，而不说，在X个案例中，吸烟导致了癌症。—但这只是强调了哲学家的批判力度。是否是吸烟导致了癌症，还是问，是否星相可以预测一场战争，我们都被一个持续的关联性所萦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并没有比巴比伦人走得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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